一面是如火如荼的能源轉型行動與碳中和的規劃設想，一面是應對化石能源短缺而無所不用的煤炭、天然氣保供措施。這就是當前全球能源行業的現狀。
可以肯定的是，長期相對穩定的全球能源供需體系、市場體系已被打破，目前處于一種失衡狀態。那么何時再會回到平衡狀態？若要回到一個相對穩定的再平衡狀態，要么是化石能源真正退出歷史舞臺，全球重新構建基于新能源的產業與市場體系，并實現供需平衡；要么是化石能源依然占據主體地位，并回到曾經的相對穩定的供需格局上來。依筆者來看，化石能源與非化石能源之間的博弈會持續數年、十數年甚至幾十年。
能源轉型與碳中和任重道遠，道阻且長。這幾天，就此話題，清泉和博士同學韓立群進行了探討。我們一致認為，實現碳中和仍面臨四大挑戰。以下主要是他的觀點。
就碳中和本身而言，實際上，目前尚不明確開展全領域碳中和會給經濟和社會帶來何種影響，這令部分政策制定者陷入一種碳中和焦慮，既擔心成為碳中和之路上的落后者，也擔心冒進引發的各種沖擊。盡管各國面臨的挑戰各異，但總體來看大部分國家都需要應對技術和資源，資金、資本和市場，政治和社會以及國際合作4個主要方面的挑戰。
一、技術和資源挑戰
要實現碳中和，未來30年必須實現清潔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并加快推動低碳經濟替代化石經濟。在這一重大變革進程中，清潔技術的開發和應用速度具有決定性意義，在一些領域需要實現突破性的技術解決方案，是否有充足、可靠的自然資源去應用相關技術也至關重要。國際能源署評估認為，到2070年有35%的減排量所依靠的技術目前仍處于原型或示范階段，有40%的技術尚未被開發出來，商業汽車運輸、海洋和航空運輸、冶金、水泥生產和其他能源密集型產業所需要的突破性減排技術均不成熟。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二氧化碳吸收技術。要實現凈零排放，僅減少排放是不夠的，還必須要增加二氧化碳吸收量，也就是增加碳匯。
二氧化碳捕獲、封存和利用技術（ccus）可以在確保發電等高耗能產業不中斷的情況下，減少向大氣中實際排放的二氧化碳，是重要的減排過渡技術。國際組織“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1.5°c特別報告提出將全球升溫控制在1.5°c的四種情景，涉及大量運用ccus技術。過去10年，ccus技術在全球范圍內大規模部署，年捕獲量已經達到約4000萬噸，但要實現聯合國設定的可持續發展目標，到2070年需要實現56億噸的年捕獲量，需在現有水平上擴大超過100倍，這需要大幅提升技術水平，并進行大規模部署，是一項非常艱巨的任務。
新能源技術的轉化、存儲、傳輸、使用等，都是由多種特定材料的獨特化學和物理特性所促成的，清潔能源技術通常比化石燃料技術需要更多的礦物材料，電動汽車使用的礦物質是傳統汽車的5倍，陸上風力發電廠需要的礦物質是同等容量燃氣發電廠的8倍，提高化石燃料能效也需要更多的礦物。巨大需求推動礦物價格不斷攀升，2016～2018年年初全球鈷價上漲了5倍。這可能引發對全球關鍵礦物資源的爭奪。
二、資金、資本和市場挑戰
推進減排需要在能源和基礎設施等領域進行大規模投資。根據國際可再生能源機構（irena）估算，要實現《巴黎協定》關于全球升溫低于2°c目標，用于可再生能源的年均投資必須從現在的3000億美元增加到約8000億美元；歐盟《綠色協議》計劃在未來10年籌集1萬億歐元用于綠色投資，美國正在規劃的2萬億美元刺激法案計劃向能源轉型項目投資3000億～6000億美元，英國政府認為到2050年實現凈零排放每年需支出500億英鎊。這些投資需求普遍面臨巨大缺口，資金不足已經成為許多國家能源轉型戰略的主要障礙。
根據《巴黎協定》，發達國家要在氣候領域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援助，但目前來看這些援助或更加難以到位。發電、鋼鐵、水泥、化工等高排放行業也是重資本行業，固定資產投入大、壽命長，鋼鐵和水泥廠的典型使用壽命約為40年，而初級化工設施的使用壽命約為30年，要完全淘汰這些固定資本將產生巨大的沉沒成本。特別是目前還有大量新建排放密集型重工業設施，預期壽命可能超過2050年。鋼鐵、水泥和化學品生產的大部分基礎設施建成的時間也相對較晚。
同時，目前能源轉型的未來方向還未完全確定，但無論是電動汽車，還是氫能源，風電、光伏，都需要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一旦能源轉型出現方向性調整，這些投資中很多也將成為沉沒成本。從歷史上看，煤炭和石油成為主導能源的過程中，它們均已經具備明顯的經濟優勢，由大規模、快速增長的市場需求帶動上游生產。目前，化石能源仍然具有很強的競爭力，能源替代難以通過市場自發方式完成，也會導致長期的成本付出。
三、政治和社會挑戰
在政策干預的情況下，加快實現全面脫碳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幾乎涉及每個部門和行業，是一項巨大的經濟和社會工程，勢必面臨巨大的政治和社會挑戰。政府在碳中和過程中將扮演主要角色，一方面是要更加精細地制定各項規劃，另一方面則是要及時回應轉型中的爭議問題，防止引發社會矛盾，這需要政府投入較多的政治資源。并非所有的政府都有足夠的政治意愿來完成這一任務，在許多政府看來，宣布碳中和目標僅僅是為回應國內社會和國際關切而采取的“公關行動”，真正的落實工作遠遠不到位。盡管已經有不少國家立法要求實現碳中和，但做出詳細規劃的國家并不多。
以氣候政策積極的歐盟為例，其愿景規劃與現實之間仍存在較大差距。新版歐盟“可持續投資”標準文件顯示，歐盟已徹底將天然氣移出“可持續投資”的范圍，但遭到了波蘭、匈牙利、捷克等多個東歐成員國的反對，歐盟也不得不一再推遲該標準的出臺時間。要達成《巴黎協定》的減排目標，歐盟國家應在2030年前徹底淘汰煤炭，但從目前情況來看，歐盟將有多國無法完成這一目標。德國計劃在2038年前徹底淘汰煤炭；捷克、斯洛文尼亞仍未確定“最終期限”；波蘭、保加利亞以及羅馬尼亞等東歐國家至今尚未制定煤炭淘汰的相關計劃。針對“如何計算碳排放量”也存在分歧。歐盟當前制定的溫室氣體減排目標包含森林、農業吸收的二氧化碳量，這也意味著55%的減排量實際上存在“打折”，到2030年，歐盟各行業實際溫室氣體排放量降幅僅約為52.8%。
四、國際合作挑戰
盡管碳中和目標由各國自主制定，實現碳中和卻必須開展廣泛國際合作。回顧歷史，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歷程充滿了各種縱橫博弈，而碳中和目標帶給各國的壓力明顯大于此前的減排計劃，各種國際競爭的壓力恐怕也將水漲船高。氣候變化的話語權之爭將事關國家發展前景。氣候問題的提出和發展，基本是由發達國家主導，切中發達國家的經濟與社會現實，但與發展中國家不符。碳中和涉及經濟社會方方面面，深入一國經濟社會最底層，一刀切的標準將嚴重阻礙部分國家的發展前景，導致氣候權凌駕于發展權之上的局面。
目前，氣候變化問題的政治化傾向越來越明顯，并不斷向經濟、貿易、外交等領域擴散，逐漸成為一種國際政治博弈的新工具，這令人擔憂，應該加快給這一趨勢踩剎車。歐盟計劃于2023年正式實施“碳邊境調節措施”，聲稱要對那些沒有按要求減排的國家征收碳關稅，目前已經通過相關法律決議。美國此前也曾多次嘗試征收碳關稅，在歐盟的示范效應下，其很可能重拾這一設想。美國和歐盟打著應對氣候變化的旗號實施碳關稅，可能將造就一種新型的貿易壁壘，對國際貿易公平產生嚴重的消極影響。
實現氣候中立目標需要國際社會加快采取政治行動，這些政治行動同樣也應該是中立的。政治中立將是確保氣候中立公平、平衡、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前提，國際社會應該在追求氣候中立目標的同時，也努力實現氣候政治中立。否則，失去政治中立的氣候中立很可能會葬送全球氣候行動的偉大目標，給整個人類家園帶來不可消除的消極后果。
文章來源：北極星大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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